《经济日报》智库圆桌2022年第15期，针对“如何高标准、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”，特邀欧阳志云院长探讨。

主持人：经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、研究员 徐向梅

主持人：2015年以来，我国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，取得了怎样的成效？

欧阳志云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）：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是解决我国自然保护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叠设置、多头管理、边界不清、权责不明、保护与发展存在矛盾等问题的重大举措。自2015年以来，我国先后开展了东北虎豹、祁连山、大熊猫、三江源、海南热带雨林、武夷山、神农架、普达措、钱江源、南山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，在体制改革、管理机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。

统一分级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。为有序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，10个试点区都建立了国家公园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。各试点区根据自身特点，探索建立了不同管理模式，如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实行国家林草局代表中央直接管理模式，三江源、海南热带雨林、武夷山国家公园实行省政府垂直管理模式，为建立高效的管理机构进行了多样探索。

自然资源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。试点区率先开展自然资源所有权划定和确权登记，全面推进各类自然保护地整合，基本实现了一个公园、一个管理机构统一行使国家公园管理职责。同时，积极推进一园一法建设。如，青海省2017年制定《三江源国家公园条例（试行）》，福建省、海南省也先后制定并实施武夷山、海南热带雨林等国家公园管理条例。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有法可依，为协调自然资源管理、保护地整合、矿产资源开发退出、生态补偿、社区发展等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，为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与体制改革提供了保障。

推进保护与社区协同发展。各试点区利用多方整合的资金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模式，促进了保护与社区协同发展。采取增设公益岗位、加强集体土地统一管理、提高生态补偿范围和标准、改善生产生活设施、开展特许经营等措施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，带动社区发展，实现了对当地居民和森工企业职工的安置。如，三江源试点区实施“五个一批”模式，将草原保护与精准扶贫对接，设立生态管护岗位，园区17211户牧民“一户一岗”全覆盖，年均获得生态保护补偿2.16万元。武夷山国家公园提高国家公园范围内公益林补偿标准，对主景区内集体山林实行“两权分离”管理，所有权归村民，使用管理权归国家公园管理机构，对林权所有者实行补偿，引导茶农开展生态茶园改造，建设混交茶园270公顷，促进茶农持续稳定增收。普达措试点区通过社区参与式生态旅游，每年从游憩收入提取生态补偿资金，按照“人均+户均”的方式，分区分级实施补偿，建立教育资助制度，村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。各类生态补偿措施的实施有效缓解了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，既增加了居民收入，又提高了自然资源保护成效。

科技支撑持续加强。为加强国家公园科技支撑，国家林草局与中国科学院联合建立了国家公园研究院，各试点公园建立或共建国家公园科研机构20多个，汇聚了一批多学科领域专家，形成强大智力支持。部分最新科研成果已应用于公园的保护与管理工作，为国家公园监测、生物多样性保护、生态系统恢复提供了有力支撑。如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“天地空”一体化监测系统，2019年至2021年共拍摄视频超过700万条，其中东北虎豹视频超过2万条，识别出黄牛散放与虎豹活动高度重叠的8个区域，为保护巡护提供了大数据支撑。

自然生态保护成效初显。各试点区通过综合科学考察或主要保护对象专项调查，大力提升了信息化、智能化水平，全方位、立体式的监测巡护体系初步建立。通过专项保护行动对试点区违法行为开展联合执法；坚持自然恢复为主，针对生态系统退化和破坏的类型和程度，采取必要辅助措施修复。各试点区自然资源和人类活动监管能力有效提升，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提升，藏羚羊、大熊猫、东北虎等重点保护物种栖息地得到恢复，种群数量有所增加。

国家公园理念深入人心。各试点区通过国家公园官网、微博等渠道宣传生态文明思想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，极大提高了国家公园的社会关注度。通过建立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基地，自然环境教育规模有序扩大，国家公园的全民公益性得以体现。试点以来，社会各界参与志愿服务逾万人次，生态文明理念广为传播。